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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桂笙自述

菊桂笙自述

                                        菊桂笙自述

                         原创 菊桂笙 评剧艺术在天津

       我叫菊桂笙,原名郭凤英,满族,1911年生于沈阳。
       小时候我家住在沈皇姑屯,后搬北市场共益舞台(现北市剧场)旁边。家里开个小服装店,字号叫“吉祥泰”。
       1928年我与唐鹤年结婚。婚前我学过几天产科,当过卷烟工人。
       1928年,“共益舞台”修好后,从哈尔滨接来三班演出。当时三班主演是筱桂花,还有金桂芝,小荷花(郑晶辉)、小菊花、唐鹤年、成国桢、任贺生等人,后来又接来水莲珠。金桂芝原姓史,这时正在三班给筱桂花打里子。她家和我家住前后院,两家相处很好。此时我得了严重的妇女病在家养病,经金桂芝母亲史大娘介绍,帮我找了个戏班的丈夫——唐鹤年。唐鹤年当时是三班的男主演,原为京剧演员,后改评戏老生,那年他二十八岁,还没成家。史大娘知道他念过书,为人老实忠厚,身体又魁梧觉得他不错。就邀我妈去看看他的戏。当时三班正唱《昭君出寨》《枪毙老妈》《杜十娘》等戏。这一天演出《杜十娘》,史大娘跟我妈来看戏。唐鹤年演孙富,出来一搭架子,台下就来满堂好。看完戏后,我妈说:台上看这个人不错,个子很高,可这看不出什么,得四下看看才能决定。
       当时戏班里的人轮流管五天伙食,必须亲自买菜、买肉及其它副食。史大娘探听好了,告诉我妈下星期唐老板买菜。我家旁边是肉店,他每天早上一定来买肉,叫我妈好好看看。到了那几天,我妈和我姥姥还有史大娘一起偷着相看了。只见他每天早上穿一套白纺绸或香油纱的裤褂,特别干净,大气。人也很慎重,规规矩矩的不像个唱戏的,倒像一个做买卖的老板,只是显得老诚一-些。妈妈看后很满意,就嫌岁数大些。史大娘说:“你看看你家姑娘都病成啥样了?还挑这挑那,人家要不要还不一定呢”。其实,史大娘跟唐鹤年提了这门亲事后,当时戏班很多人吹冷风,告诉老唐一定拿好主意,说洋服店姑娘是痨病腔,别弄个棺材瓤子,进门就出殡可不行。而老唐说自己是个穷唱戏的,人家啥也不要,所以斗争了几天也就答应了。就这样连说带娶一个月,6月22日结婚。这天正是张作霖被炸第二年的祭辰日,不许吹喇叭有响动,我就这样嫁给了唐鹤年。
       没想到结了婚,病就好了,我妈和史大娘高兴的不得了。结了婚,命是保住了,但还没全好利索。我想,到了男人家不能白吃饭,也得找点事做。一些人就出主意说:“学戏吧”。我想,在这以前自己连戏都不爱看,又这么大了,能行吗?有些胆怯。斗争的结果是试试看。
       三班有一个账房先生叫刘桂芬(男),他虽不上台唱戏,可是他很会唱,特别是王玉珍的戏,他唱的非常好听,自己没事就唱《马寡妇开店》。我和老唐商量先跟他学,开始他思想没想通不叫我学唱戏,怕别人说唐鹤年娶个小媳妇,叫人家自己挣饭吃。可我主意已定,一定要自己学本事谋个生路,不靠男人挣饭吃。请来刘先生,先给我试试。他一听还行,说我还不笨,从此开始跟刘先生学戏了。
       第一个戏是《杜十娘》,然后又学半出《马寡妇开店》。后半出还没学,刘先生得了急性脑溢血病故了。我只好停了一段时间,又拜三班的杨月楼为老师继续学戏,每月十块大洋学费。此时,三班以筱桂花为主演,在共益舞台演出《义烈奇冤》《王华买父》《万里长城》等戏。
       1929年三班在“共益舞台"合同期满,到了吉林公主岭。我为了继续学戏,怕半途而废,不顾娘家一再阻拦,还是跟着唐鹤年同三班又转到长春等几个地方之后又回到沈阳。1930年,我19岁下半年,到沈阳“中央大戏院”正式开始演戏。此时我已学会了《借当》《回杯记》《马寡妇开店》《二美夺夫》《李桂香打柴》《花为媒》 《双婚配》《杜十娘》《花魁从良》等戏。我只唱二路活或贴轴的戏,都没离开筱桂花。1931年三班从沈阳到丹东,跟在丹东的喜彩春、喜彩莲、刘鸿霞、李岱(李小舫)等人两班合演。此时日本兵已进了丹东,辛国宾家怕筱桂花这棵摇钱树有危险,全家带筱桂花一起跑回沈阳。后来喜彩春、喜彩莲、刘鸿霞也都去了沈阳。扔下我们这些傍角的,实际上我们也不愿意跟他们去了。我们这些人加上丹东剩下的班底就重新组成一个班,我20岁就开始挑台唱戏正式成角了。
       当时李岱26岁,他是丹东的坐地户,也在喜彩春那个班,他没走跟我们一起演出。由文东山编排了《一元钱》《冤、 怨、缘》《珍珠塔》(万里长城也是文东山编),由李岱胡小楼和她妹妹胡艳秋等人陪我演出(后来又接来花瑞乔)。这一天正演出《桃花庵》、李岱演张才,惹了一个大祸。台下打架,飞坐垫、飞茶碗。李岱因为平时总充大学生,就在台上讲话了:“同胞们!咱们中国都到什么程度了?都到什么时候了?我们有这个能耐,枪口一致对外多好?何必自残骨肉”?这一下可砸了大锅,台下的汉奸、警察“嗷”的一声,一齐冲上台。戏演不了啦,他们见谁打谁,往死里打。李岱挨了打赶紧躲到对门的渔业局。胡小楼被汉奸围住打得不轻。当时我见事不妙就把唐鹤年推走藏起来,才免遭毒打。汉奸不罢休,第二天把李岱家砸得乱七八糟,把家也都抄了,把《爱国娇》剧本及三民主义的一些书全都抄走。这样闹了好多天,最后托人花些钱疏通才算了事。剧团损失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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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从丹东回到沈阳共益舞台,当时京剧班的程永龙在该剧场演出。我们二班合演,评剧我主演,每场演一出小戏就没事了。唐鹤年除陪我演出外,并参加所有的京剧演出,如《狸猫换太子》(连台本戏)演老生,还有一些包公戏。1933年到了营口,营口戏不好唱,接来了金灵芝、花秦楼,我们三个人合作很好,并磕了头。当时金灵芝一天40元,花秦楼35元, 我一天20元。虽然班很硬,也没红。第二年(1934年)金灵芝失盗。全部财产都丢失,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当时就精神失常了。1935年又到了丹东,花秦楼没去,金灵芝病已基本好了。她家在丹东,观众熟悉她,以往很红,可是这次到丹东又黑了。又接来新善霞(金菊仙),她唱得很好,以后账满了她也走了。班子瘫散,财主张福山也跑了。剩下几十人,有几千元的饥荒。来了好多要账户,唐鹤年就说:要我们夫妻吃官司也行,还帐也行,要钱没有,得慢慢演戏挣着还。可是要账户声明就要菊桂笙、唐鹤年,别人不留。一些底包都哭了。老唐叫他们该走的都走,我们留下还账心干情愿。可大家说钱是班里赔的,大家欠的,你们二人又没花费,我们怎么能撒手就走叫你们还债,这样良心也下不去,不如都留下来,大家团结一致,到外边搭班演戏,慢慢还债。此时因有些天不唱戏,一些底包生活很困难,把衣服都典当了。如有人出门,现去赎回一包衣服穿上,日子很不好混了。就在这紧要关头,多亏了我住的旅馆“新风栈”的店主一家救了大家。
       开店老板是老夫妻二人,姓孙。孙大娘很喜欢我,平日生活上给予不少照料,认我当个干女儿。他知道我的难处,非常诚心地告诉我别愁。她先将三千元欠账还上,叫我们演戏挣了就还,不挣就不用急着还,一切由她承担。临行前给我和大家买了不少用品。这样几十口人到了离丹东不远的大孤山。大孤山的居民,山东人较多,他们喜欢看京戏,不喜欢看评戏。戏唱到第四天观众就很少了,大家赶紧研究办法,赶排了《贫女泪》《珍珠塔》《桃花庵》《珍珠衫》。唐鹤年又改唱京剧,在这些戏中尽量多加京戏唱段。后来又改排了《血洎碑》。
由唐鹤年编剧,共六本。这个戏一下子就红了。当时除了我是主演外还有杨福山、小月影、杨玉山等演员。这样连续演出了七个多月。我在这一段时间里艺术上成熟多了,大家团结一致省吃俭用挣了钱就还债,最后只剩下500元。此时一些底包看到日子好过了,就不像刚开始时那样齐心了,买的柴禾都被分着烧去卖烤地瓜糖炒栗子等。甚至我们还在前边演戏,后边找账房就把钱先分了。我和老唐一看也无法再演下去了,就给沈阳写信搭班,只好和这些人分开。临走发给大家路费,已是春暖花开,添些衣物各自去搭班。
       1936年,我们回到沈阳,在沈阳大舞台和筱桂花合作一段时间。后来我自己又到大观茶园演出一个多月,唱得都很红。接着锦州的刘瘸子(楼东)来接我,在锦州唱的也很红。只是一个《王华买父》坐着平唱“耳听着铜锣响”观众都叫好,临走热心地观众及一些买卖人送了二十多个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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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嗓子比较低,腔多走低腔,人称“白派”。一般唱三个眼弦(G调),病的时候都唱四个弦(F调)。比较擅长演悲剧,一些大戏多是现学现演。《杜十娘》《桃花庵》《珍珠衫》等戏都是跟刘子熙、刘印学的,学的有规律,也扎实。
       锦州演完后又回到沈阳大观茶园。当时李四麻子(李德元)是业主,还有侯盛杰、汤焕章、胡宪祖等人是承事人。这次主演是金凤霞(筱麻红以后来的)、陈蕊霞(老旦)、小灵花,加我四个人,正月十五演《窦娥冤》后边带洛阳桥的。二个贺氏,二个窦氏二组前后半场,换四个“守旧”。这个戏不好演,是一个擂台,互相比着唱。筱麻红唱得非常好,戏演得很火爆。虽然我嗓子哑了,可是我会哭,最后台下也是哇哇叫好。我的弦低,我演戏时换成的全堂乐队,非常整齐,穿一样的,海昌兰大褂,换场台下也叫好。当时拉弦的是刘德会、宋华,张兰亭打鼓,唐鹤年弟弟拉嗡子,打梆子的叫小三。男傍角的是唐鹤年。
       1937年随唐鹤年又来到哈尔滨。刘鸿霞演完走了,筱桂花也唱完临别纪念戏去了黑龙江省。此时我由于劳累过度,身体非常虚弱,经常吐血,上一层楼都很吃力,可是为了生活还得坚持演戏。头一天演《王华买父》,第二天《刘翠屏哭井》。我一唱一冒血沫非常可怜。没想到《哭井》非常红,特别是刘翠屏跟他爹见面时唱的小垛板,唱着唱着就一阵叫好。哈尔滨的一些老奤儿买卖人更爱看评戏,戏演的非常红。剧场的老板们非常高兴,散了戏老板给我送到家,边走边说:“你看咱这角,一上场觉着温,可唱来唱去越唱越有劲,台下观众十分认可”。这样演出有半年,筱桂花又回到哈尔滨。我们二人在“新舞台”演出《花为媒》《回杯记》《李香莲卖画》《刘翠屏哭井》等戏合作两个月。
       1938年,我们来到长春。这一年“满映”招收电影演员,我与唐鹤年、经过考试先都被录取了。由于必须经过三个月训练不发工资,我们没有生活来源,就只好放弃,继续演戏维持生活。后来我因生孩子生活困难,把衣物都典当了,接来金灵芝。我的全堂傍角的给她使唤,结果没挣着钱。把什么东西也都赔进去了。我只好带病坚持演出了六天,才把行头等物赎了回来,然后到了辽源。到辽源演出二个多月,剧目多是以前唱过的戏,那里的观众很热情,我的戏很受欢迎。
       1941年到了齐齐哈尔。刘洪恩是业主,演出15个月,挣了不少钱。我刚去演时每天55元,临走时是105元,刘财主从中也赚了不少钱。买了100多间房子,还有一个澡堂子。1943年从齐齐哈尔到了四平,成班财主叫穷王。虽然四平较穷,可戏唱的很红,特别是连台本戏《独占花魁》群众更欢迎。以后一直与小荷花、筱金玲合作,直到1948年锦州解放。
       解放后我们一家到了长春,后来又在白城子评剧团工作十年。最后我与唐鹤年及小荷花,筱金玲都落到吉林省戏曲学校担任教员(1957年筱金玲病故于戏校)至今(编者按:1984年)。我和唐鹤年都是满族人,分别担任省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妇女主任等职务,现都退休。
      

       (此材料为徐雅丽根据1984年1月17日上午于长春访问菊桂笙口述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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