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供钟秧

复盛戏社-沈阳奉天落子浩荡南下
       复盛戏社1926年初于沈阳成立，是沈阳本土成立最早、最有影响的评剧大戏社。班主高景山，绰号高小辫，是沈阳富商，经营富海楼浴池和房产业，喜好戏曲杂耍。他通过各种渠道，不惜重金招收女旦角。戏社曾确立以花云舫、芙蓉花、李筱霞、花小仙、十三妹五大女主演为中心的演员阵容。 1930年，他们开始了评剧史上有影响的“复盛戏社南下”的征程，把奉天落子传播到京津、南京、武汉、上海等广大地区。在上海，芙蓉花还应天一电影制片厂之邀，排演了中国最早的评剧戏剧影片——《杜十娘》。
“花姐”率三百多人南下
复盛戏社最初的头牌是花云舫，她扮相俊美，唱功好，艺术条件也占先。然而，她在一次乘坐马车去剧场时，把胯骨扭伤，一直没有治好，便把头牌让给了芙蓉花。
芙蓉花1911年出生于辽宁安东（今丹东）。她长得俊俏，气质温柔内向，扮起戏来落落大方。她善唱高腔、快板，声音又高又亮。唱腔刚中有柔，明朗、俏丽，时常在唱词中加衬字，使曲调活泼连贯。她的唱腔为沈阳的许多落子戏爱好者传唱。当时的艺人们把她誉为落子艺人中最有天资的“绝代佳人”，并昵称为“花姐”。她最有代表的剧目是《马寡妇开店》、《老妈开嗙》。
芙蓉花是当时最红的落子女角之一，也可以说是奉天大口落子最具代表性的女艺人，有很强的叫座力，许多社会名流和政界官员都慕名来观看她的演出。一次，奉系军阀汤玉麟看完她的戏后，专门到剧场楼上看望她。会见时，汤玉麟学唱了她的唱段，竟也学出了几分味道。
上世纪20年代末，芙蓉花已成为关内外演艺界热捧的名角，许多剧场业主争相来沈阳邀她去演出。
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3月，复盛戏社一百多位艺人和二百多个家属组成的大队人马，由高景山带领，打着奉天落子的旗号出关，开始了评剧史上有影响的“复盛戏社南下”的征程。
《保龙山》在天津一炮打响
　　复盛戏社南下的第一站是天津，最初在新欣舞台演出，上座率很好。只是这家剧场太小，才能容400名观众。由于收入太少，高景山便率班去南市第一舞台演出。这家戏园子可以容纳两千观众，环境也很好。芙蓉花的打炮戏是《保龙山》。为了招揽观众，白场不收票钱，晚场照常卖票。以前南市第一舞台不常演落子戏，零星的小股落子艺人也只在市面上撂地摊演唱。这次复盛戏社进南市第一舞台，由四大女主演一齐登台，演出有文有武的《保龙山》，观众爆满。他们很少看到落子带武打的，所以觉得新鲜。一下子来了个开门红，轰动了天津。当时一些在东北唱戏的老艺人回天津探亲，听说芙蓉花来天津演出，不免有些担心。因为天津的戏不好演，一般演员都很难站住脚。可是他们看了芙蓉花的演出后无不叹服，给予她很高评价：“这个角可以了，天津有她的戏饭。 ”
　　复盛戏社在南市第一舞台演出了一个月的满堂戏，收入十分可观。但由于赶上雨季，南市发水，戏社又去日租界地新明大戏院演出。这家戏院已关闭好几年了，以前这里除了梅兰芳演义务戏和刘汉森兄弟三个演《济公传》比较叫座外，其他演员都不怎么叫座。剧场经理担心他们也不叫座，张口便要每天60元的场租，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戏班必须提前付给一个月1800元的场租，否则宁可关闭也不接
　　戏班。复盛戏社相信自己的实力，与新明大戏院签订了演出合同。结果，演出又是开门红，复盛戏社竟叫了个满堂座。戏院的楼东惊叹道：“落子竞赛过了京戏！ ”
“少帅的家乡戏，可以上演”
　　北京庆乐茶园老板马玉亭听说芙蓉花红了，便去天津看戏，对芙蓉花赞不绝口，当即邀请她带戏班进北京演出。
　　在这以前，北京大戏园子很少有落子戏班演出。被称为唱“蹦蹦”的落子艺人基本是“打游击”式地摆地摊演出，常被官方以“有伤风化”驱逐出城。官方把落子与“蹦蹦”等同，亦在禁演之列。
　　为区别与“蹦蹦”的不同，复盛戏社强调他们演出的是“奉天落子”。因为此时北京为张学良所辖属，许多官吏都来自东北，对“奉天”有亲切感，办理演出手续可省去许多麻烦。他们请当时的警察局长鲍玉霖的小舅子帮助办理准演手续，并答应六个月内每月为他演三场义务戏作为酬谢。通过这种关系，鲍玉霖找到当时的北京市长周大文。周大文是张学良的结拜兄弟，曾任本溪湖矿务局总办、东北官银号总裁等职。他酷爱戏曲，是京剧名票。前些年老少皆知的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就是他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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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沈阳当年的报纸上可查知，1929年11月下旬，周大文曾在沈阳商埠大舞台参加省内各界慰劳“防俄”人士的戏曲演唱会，在压轴戏《四郎探母》中饰铁镜公主，被观众誉为“最为精彩”的一场戏。周大文不仅喜好京剧，也喜好落子，在沈阳时曾看过落子戏班的演出。这次听说复盛戏社来自家乡沈阳，班主又是沈阳商界名人，便说：“你们的奉天落子，是少帅的家乡戏，可以上演！ ”
　　于是，复盛戏社登上北京庆乐茶园的舞台，芙蓉花演出的戏报都写上“奉天落子”字样，剧场内悬挂的芙蓉花、花小仙、李筱霞的巨幅照片下面都注有“特聘奉天落子驰名艺员芙蓉花等来京演出奉天落子”字样，从此“奉天落子”便叫开了。一些商号老板专看芙蓉花的奉天落子，听说她上戏便包园子，有时包一面楼。北京观众喜爱起芙蓉花，也喜爱起了奉天落子。
　　与北京庆乐茶园的演出合同期满后，芙蓉花又带戏社去北京三庆茶园演出。三庆茶园的业务更好，芙蓉花也更红了。三庆茶园经理范澍卿觉得芙蓉花的工钱与其他女主演一样有点不公平，便提出给她涨钱。芙蓉花不同意，仍然与其他几位女主演一样，每天拿八元钱报酬。
　　芙蓉花在三庆茶园演出的剧目中，《老妈开嗙》和《马寡妇开店》场次最多，也最叫座。曾创造了一个月在一个园子唱36场《开嗙》的纪录，且场场爆满。剧场老板很惊讶，因为庆乐茶园本来有自己的班底在这儿演出，但因天热，不卖钱，所以放假歇伏。复盛戏社来前，剧场正闲着，剧场老板只想让复盛戏社试试看，能赚多少算多少，并未想到如此叫座。于是赶紧召回歇伏的唱文明戏的李桂芸、小兰芳等进行排戏。待复盛戏社一个月的合同期满后，便把园子要了回去。
　　复盛戏社又去对过的三庆茶园演出，到那生意更好。当时京剧名角金少山看了芙蓉花的演出，说她的戏唱得规矩。京剧演员李万春到三庆茶园看了他们的戏后，赞不绝口，他还向演老帅的王万良和演张家祥的小活猴学习武功表演。
　　在北京演出期间，复盛戏社的艺人与很多京剧艺人结为朋友。京剧演员向他们学耍单刀拐、大刀剑等真家伙的表演，他们也常向京剧演员学戏。复盛戏社还聘请富连成的教师每天早晨来戏社教戏。戏社给请来的教师开工薪。通过学习交流，戏社的武戏更精彩了。富连成的许多武生还常参加戏社的演出，如《花为媒》中的武打，他们就曾参加过。
　　复盛戏社在北京三庆茶园一气演了三年没动地方。后来由于戏社排演的新戏《拿苍蝇》被白玉霜学去。白玉霜在演出时穿的戏装过于“薄透露”，被当局以“有伤风化”为名逐出北京，由此累及复盛戏社，复盛戏社只好回沈另寻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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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被看成“要饭的”　　复盛戏社返回沈阳后，被邀去大连西岗木板楼演出。在那儿，上海胜利唱片公司的卜经理看了芙蓉花的戏，认为很好，邀她去上海灌制唱片，并答应除付给她个人报酬外，还按灌制唱片的时间付给全戏社人员工资。芙蓉花灌完唱片后，应上海恩派严大戏院经理徐培根邀请，利用那里的班底演了两场戏，观众反映较好，徐培根便邀她带戏班来上海演出。
　　然而，回沈后，高景山已为戏社联系好去烟台丹桂茶园演出。此时，芙蓉花已与高景山的侄子高文富结婚，成为高家的人，她只好听从高景山的安排，去了烟台。
　　芙蓉花带戏社抵烟台后，才知高景山同时与丹桂茶园、升平茶园两家戏院订了演出合同，并分别取走2000元订金。戏社不可能在两家戏院同时演出，芙蓉花只好选择丹桂茶园。但升平茶园不肯让步，暗中使坏，让当地有关部门下了禁演令。戏社无力偿还4000元订金，又无路费，便困在了烟台。
　　由于不演出，只能坐吃山空。复盛戏社是份子班，无论演出不演出都要给艺人们开工资。演出时普通演员每天三元钱，主演八元钱，不演出时每人每天只有二角钱饭钱。此时戏班一百多位艺人、二百多口家属每天饭钱就是一大笔开销。芙蓉花一面当衣物维持艺人们生活，一面派人请高景山来烟台应付局面。但高景山推托不管，让芙蓉花自行想办法。芙蓉花非常气恼，她嫁给高文富本不情愿，只为有利于她与戏社生存。可高家使她如此难堪，只认钱，不认亲。她再也不愿与高家往来了，决定带戏社远走高飞。于是，她派人与上海恩派亚大戏院经理徐培根联系，请他接戏社去上海演出。徐培根同意接戏社，但不愿意帮助她还欠款和垫付路费。烟台丹桂茶园的经理很同情戏社的处境，借钱给戏社还债和做路费。
　　复盛戏社去上海后，因白玉霜正在恩派亚大戏院演出，徐培根便安排戏社去他在南京市开设的金城大戏院演出。芙蓉花带复盛戏社来到南京，原定下火车后由金城大戏院派车接站。可是金城大戏院的经理何元芷见戏班拖家带口三百多号人，一个个土里土气，便摇起头来，很扫兴地说道：“来了一帮要饭的!”所以，把接站的车打发走了，让芙蓉花等人徒步走到金城大戏院。而且，把原定的戏社进剧场后招待一顿的“下马饭”也取消了。何元芷以为这下非赔不可，但拘于徐培根的面子，只好认赔了。
　　何元芷万万没想到，芙蓉花头天演出便打了一个响炮，剧场竟然爆满。接着，又演了两天打炮戏，一场比一场火红。这里的观众大都是来自河北、山东的铁路工人，他们把落子看成家乡戏，所以看戏兴致很高。每天开演前，他们还自发地来到大戏院门前敲锣打鼓地表示对戏社欢迎。剧场和戏社的收入都很可观。
　　芙蓉花在南京红起来，观众十分踊跃，就连长江北岸浦口的铁路工人也乘船过江看戏。她每天演两场，场场满员，一连演了两个月。
　　这可把大戏院经理何元芷乐坏了。他请戏社艺人和家属三百多口人吃了一顿，补上了“下马饭”。还送给芙蓉花一套舞台上用的门帘和帐子，帐子上还绣着大朵的芙蓉花，上面写着：“赠送奉天落子大王芙蓉花惠存”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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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钱太多，数不过来，分钱时比摞
　　在南京演了一段时间后，汉口市大观园又来请。临走时，何元芷一再挽留，最后说妥，以后再来。
　　芙蓉花带复盛戏社来到汉口大观园后，正赶上当局宣传“禁止烟赌娼，提倡新生活”，不许有“伤风化”的蹦蹦戏进城演出。当时南方人把落子称为“蹦蹦戏”，与莲花落等同，所以开始不让演出。
　　戏社坐等了18天，后来请上海恩派亚大戏院经理徐培根出面疏通关节。徐培根通过一个原籍东北的副官从中斡旋，使戏社得以参加一位地方官拜寿演出。这位地方官看了芙蓉花的演出很高兴，便问是哪的戏。副官便介绍说，这是他的老家东北的奉天落子戏。这位地方官又问在哪里演出。芙蓉花趁机说道：“想在汉口演，但人家不让。 ”这位地方官当即表态：“谁敢不让，明天开戏!”于是，第二天戏社就在能容两千观众的汉口大观园演出了。在那儿业务很好，艺人们一天一分钱。由于钱太多，数不过来，分钱时比摞，摞成一边高，按份发下去，那时每份能分七八块现大洋。
　　汉口大观园是个综合性演出场所，当时京剧名角白玉昆在里面唱京剧。芙蓉花来后走了红运，白玉昆戏班上座率受到影响。一帮闲着的武生认为芙蓉花夺了他们的饭碗，想找茬闹事，可当他们看了戏后，认为真好，服了。
芙蓉花见了人头，吓昏了
　　1935年12月18日，戏社回到上海恩派亚大戏院。当天在《申报》上做了题为“芙蓉花将于19日在恩派亚首演全部《马寡妇开店》”的广告。正中写着“主演芙蓉花”，两侧写着“坤角文武花衫林幽莺、坤角超等武生盖云楼”和“著名超等彩旦花小仙、坤角小生、花衫刘金喜”。广告上还写着“全班艺员一百余人已到沪，明日登台”。
　　芙蓉花在恩派亚演出很红火，由于进入冬季，戏院的暖气坏了，芙蓉花又移到永安公司演出。当时永安公司也演电影和京剧，观众买个门票进来看电影和京剧可随意。但看芙蓉花的戏却须另买门票，而且剧场总是满满的。芙蓉花的戏在上海引起了很大轰动，商会曾敲锣打鼓给她送锦幛。此时落子已改名为评戏，但上海人却习惯称之为蹦蹦戏。所以其中一幅锦幛竟绣着“蹦蹦有趣”四个大字。对此，落子艺人们有些反感。芙蓉花对大伙说：“人家给咱送来，是看得起咱们。 ”于是挂在了台口。
　　在永安公司演出期间，芙蓉花的《杜十娘》“船头撇宝”一折，曾由上海天一电影制片厂拍成影片。芙蓉花扮演影片中的杜十娘，赵亚荣扮演李甲，王万良扮演孙富。这是落子即评剧有史以来的第一出被拍成电影的剧目。由此，芙蓉花也成为我国评剧界最早进入电影界的艺人。
　　复盛戏社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离开上海。后来由于兵荒马乱，社会动荡，戏社流动于北京、天津、包头、绥远、张家口、石家庄等地。业务虽然可以，但受尽兵痞流氓的欺凌。芙蓉花在包头演出时，当地宪兵把人头挂在剧场大门对面的胡同口，人们不敢去买票。芙蓉花说了几句埋怨话，宪兵便拿蒲包包着人头来到芙蓉花的住处，把人头扔到她的床上，说：“听说你爱吃西瓜，冬天不好整，特意给你送一个。 ”芙蓉花见了人头，当即吓昏了。
艺人们在流动中屡屡遭到磨难，人员不断流散。最后，红极一时的复盛戏社不得不在石家庄解散。
来源：沈阳文明网（辽沈晚报崔春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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