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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影先生是评剧界的重要人物之一，为评剧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先生在健全、完善小生行当，丰富剧目演出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培养了很多优秀弟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洪派艺术。在先生离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借助曲谱网平台纪念、缅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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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适逢评剧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将洪影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老艺术家，评剧“洪派”创始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介绍给大家。她那学艺、票戏、成角、谐众、创派、抗病、传承的经历，令我们闻之感动，备受激励。承蒙社科专家、洪派学会副会长张亚钧教授友情力荐，下面就请这位八旬老人向大家慢慢讲述她那过去的故事。
第一章
八岁学艺 京城奠基
我洪影1930年生于滦县雷家坟，祖籍北京市。我出生正是石榴开花时节，所以父母给我起了“石榴”的乳名。今年我已80岁了，但一提起儿时学艺的情景，却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那是个兵马大乱、民不聊生的年代。我虽出身满族后裔，可从我祖父辈就已破落。我是独生女，父母把我当成掌上明珠。为养活我，父母在滦县老车站靠给人当雇工和做一些小贩生意为生。因家中没有男孩，为防别人歧视、欺侮，父母常把我打扮成男孩模样。我从小顽皮好动，常和男孩在一起玩耍打架、翻跟头、打把式、爬墙、上树，样样不落男孩后边。回到家里总是浑身是土，母亲不让我折跟头，我不听，父亲就让母亲给我梳了个“朝天杵”，并用几根粗铁丝和小辫直立捆在一起。这也难不倒我，我想法把小辫揪松，把铁丝放倒后再练。想起来这也就是我以后扮男唱生的主要原因吧。那时家里穷，我没上过几天学，但我深知父母养我不易和“百善孝为先”的道理，所以很小我就盼望着长大以后多挣钱赡养孝顺爹妈。
转眼我长到8岁，个子比一般女孩都高。说起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本应该帮父母干点活的时候，我却受母亲爱看戏的影响，偏偏爱上了演戏这一行，尤其是常看到一个叫小摩登（钱玉舫）的女演员坐着带铃铛灯泡（摩电）的洋车在我家门口路过，心里总是痒痒的。记得有一次随母亲到一家戏园子看戏回来，忍不住对父母说：“我也要学演戏。”父亲不允，我就哭闹不止。平时父亲对我宠爱娇惯，从未打过我一下，这回可气恼了父亲，第一次拿起鸡毛掸子，追着我一顿抽打。因为旧社会唱戏的没地位，属下九流，父亲生怕受人歧视。我生来倔强、任性，非学戏不可，后经母亲一再说服，父亲只好把我送到一个叫“金百灵”的师父那学评戏，因为戏词粗俗，没几天又送我到一个叫刘玉林的老师那学京剧花脸，不久又因头上被打了个包没能瞒过父亲而被领回家。
没隔几天，听说北平（北京）那边好混，并能拜到名师，父亲就带我们母女来到祖籍。初到两处戏班，班主都要我父亲签下“走跑逃亡，打死勿论”的契约，均被刚强的父亲严词拒绝。几经周折，我们一家来到虎坊桥附近的万民路南口，以每月5块大洋（学费）投拜于京剧名师赵月笙门下。师父听我嗓子好，有阳刚之气，叫我工学京剧老生，并给我起名叫“洪效岩”，取效仿岩石之意。从此我就开始了艰苦的学艺生涯。每天早起吊嗓、走台步、踢腿、抢背、甩发……白天师傅上课，说身段，晚上背、念戏文。此外，我们几个小孩还要担负生火、打水、扫地、买东西等事情，稍有闲空，还要给师父、师娘伺候牌局。师父教学非常严厉。记得有一次，我学唱《失街亭》中诸葛亮的一段唱中的“两国交锋……”，因唱“锋”字，喷口音用腮不好，师父就用戒尺（惩戒学生的木板）一下捅到我的嘴里，一阵豁拉，顿时头昏脑涨，满嘴冒血。还有一次唱《哭灵牌》，当唱完“二弟、三弟呀，孤的好兄弟”的甩腔之后，因是“哭头”，没有过门，马上接唱“点点珠泪往下抛”时，几次没有唱准，又被罚跪搓板。师父不光严厉，而且教学有方。当教我们眼神和节奏时，专门指定几根椽子，随着师父念点儿“嗒、嗒……”先看哪根，后看哪根，再看哪根，反复练习果然奏效。三年过去了，我先后学会了《武家坡》、《失空斩》、《乌盆记》、《法门寺》、《珠帘寨》、《打渔杀家》、《四进士》等十几出戏。临走时师父说“效岩是个小精灵，几乎把我的玩意儿全学去了，我没的教了”。并一再嘱咐我，一定要利用自己的嗓音优势，像“四大须生”和“四大名旦”那样唱成大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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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搭班唱戏 颠沛流离
自从我在京城几次票戏演出成功，开始小有名气。但因年岁尚小，还不能马上搭班。尽管票戏时票房有一定收入，但因票戏花销大，父母还是要靠打工、帮工维持生活。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在14岁那年，还到一家职业学校学会了编织和刺绣手艺，记得我绣的门帘、床单、枕头经常能在街市上卖些钱贴补家用。直到唐山地震前我还保存着我当时绣有“和为贵、忍为高”的一对枕套。父亲是花匠出身，为了让我多票戏，经常到郊外的花窖趸鲜花去卖。记得那年冬天，我们一家三口拉排子车给人家送花，父亲驾辕，我和母亲在两边拉捎。母亲是小脚，当经过一段冰地时不慎滑倒，险些被车轧伤，我立即去扶母亲，也摔倒在地。真是苦不堪言。
光阴荏苒，转眼我已15岁了，也就是日本投降那年，我开始搭班唱戏。因北京城名角多，京戏不好唱，父亲又带我们来到天津塘沽，住在新河船厂附近，在一家“白家班”搭班唱戏。初来搭班，有时能唱主角，有时也得打里子（配角），有时还得跑龙套。为了多挣几个钱，我不仅擅演老生，还能演架子花、小花脸和老旦，逐步成了“多角演员”。尽管生活仍很艰苦，演戏也很累，但总算能自食其力，混碗饭吃了。
可好景不长，因塘沽码头鱼龙混杂，搭着解放战争爆发，戏班演员经常受地痞流氓和国民党军队欺侮。无奈父母又带我经唐山、唐家庄，回到滦县老家，不久又经人介绍来到昌黎。辗转途中，我们经常“打粥”（施舍）、做短工、但还是食不饱腹、衣不遮体。我清楚地记得，日本投降第二年春节，父母打工挣来二斤棒子面，做了一盆切条，算是一家人的年饭。我看见热乎乎、香喷喷的切条，盛到碗里就吃，母亲要打我，父亲拦住说：“‘小石榴’饿了，还得去唱戏，让她先吃饱了吧。”我呼噜呼噜连吃几碗，一会竟把二斤切条全给吃光了。只见我父亲往后一仰，右手“叭”地一声打在脑门上，哽咽着说：“把孩子饿成这样，我对不起孩子啊！”父亲的一声拍打，一番自责，令我刻骨铭心。这种伟大的父爱，震撼的举动，不想竟在解放后我刻画“杨乃武”这个角色时派上了用场。
还有一段痛彻骨髓的往事。16岁那年，我在昌黎“红星剧场”搭班唱戏。一天下午，班主忽然叫我到县城南关一家大烟馆，说有一个国民党治安军的营长要听我唱戏。我不敢不去，只好随师哥和琴师到了那里。一个段子刚唱完，当兵的有的叫好，有的起哄，还有一个马便（勤务兵）放肆地对我说：“我穿的鞋跟你爸的一样，你看我像不像你爸爸？”我非常气愤，当时回了他一句：“我是你爸爸！”没想到这个马便狗仗人势，掏出盒子枪，只听“叭”的一声巨响打在我身后的墙上，震得我五脏六腑马上翻了个，“哇”的一声痛哭起来，不能再唱了。这时，狗营长挪开大烟枪，假装训斥马便几句，非带我去吃饭。在酒席上我发现狗营长不怀好意，几次劝酒我不喝，致使他恼羞成怒，拍案而起，拿起酒杯朝我右眼泼去。顿时，我疼痛难忍，捂着眼睛在地下直打滚。这帮兵痞本来还要不依不饶，可看见我眼睛又红又肿，怎么也睁不开看不见了，这才拂袖而去。
这次遭遇导致我右眼变小，视力明显减退。我切齿痛恨那万恶的旧社会，翘首企盼唱戏的艺人们早日翻身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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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钻锅《哭井》 改唱评剧
一唱雄鸡天下白，换了人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艺人们也有了施展才华的天地。解放后，我随父母从滦县老家再次来到我曾搭班唱戏并历经磨难的昌黎县城。1951年初，我经人介绍加入了昌黎胜利剧社，正式开始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并取新名“洪颖”，可后来在演出前写水牌子（戏报）误写成“洪影”，有人说这个“影”也不错，所以又将误就误改名洪影沿用至今。
那时的胜利剧社分京、评两大块，既唱京剧，又演评剧，入社时我自然是京剧老生演员。因在一个剧社，平时也常与评剧演员接触，互相也学到不少东西。因为评剧祖师爷成兆才在唐山，解放初评剧《刘巧儿》、《小女婿》等剧目为配合宣传婚姻法，曾被列为第二大剧种（京剧之后），演遍北方乃至全国，影响越来越大，以致许多南方和西部，如山西运城、临汾、陕西西安，还有贵州、武汉、新疆等地也都相继建有评剧团。所以那时剧社的评剧演出也就日益增多。
说来也巧，剧社准备上演评剧《刘翠屏哭井》，不料演出头一天，主演剧中小生李金禄的演员突然病倒，这可急坏了剧社领导。戏报贴出去了，票也售出了，不能回戏（停演）。这时忽然有人提议，不妨让洪影“钻锅”（临时救场）出演。救场如救火，这是戏班的规矩和艺德，我毅然接受了领导交给的救场任务。真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经导演说戏和领导鼓励，我仅用半天时间就熟悉了剧中人所有的念白和唱腔，不想登台一演，即一炮走红。观众们纷纷赞扬：这个女小生扮相漂亮，嗓音优美，演的太棒了！
有人说我洪影天生是唱戏的材料，后来又有人说洪影生来就与评戏有不解之缘。还有一位叫张雅亭（原名浦圣爱、富连成科班）的老师绘声绘色地说，洪影聪明过人，悟性极高，无论演啥戏，她（用鼻子使劲一吸气）一闻就会。我想以上都是大家对我的鼓励鞭策，我认为先天条件是必要的，但后天的勤奋和千遍万遍的学习实践更重要。1952年初，领导果真把我分到评剧队，担当正工小生主演，后来随队改为“唐山专区实验评剧团”。1954年，根据领导安排，为培养入团小演员，我从艺以来第一次收下4名徒弟，他们是：孙振宇、王庆宽、孙贵海、高仲林。那年我刚刚24岁，以后的十年至“文革”，我又陆续将桑晓峰、安继文、康秀青、温秀荣、周惠兰、王少英、付金俊等7人收于门下。
改唱评剧后，我一直没有师父，但我虚心好学，大家都是我的老师。我曾上北京城观学袁凤霞，下天津卫求教孔广山，赴东三省寻访倪俊生，并坚持博采众长，不断汲取京剧、梆子、越剧、川剧、书曲等姊妹艺术精华为我所用，平时我最爱和同行切磋交流，只要对演戏有益，就连水锅（烧水工）提意见我都接受，这都对我改唱评剧和重新创业给予了很大帮助。
改建不久的专区“实验评剧团”因编剧、作曲人才缺乏，故剧目少，台口不旺。根据上级指示，为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团领导开始提倡鼓励大家自己写剧本、编唱腔、搞创作。当时我别提多高兴了，虽然我文化不高，但我好奇、好学、好练，搭着有京剧底子，不下几个月的功夫，我就学习熟悉了一些戏曲知识和基本程式，初步掌握了评剧唱腔韵律和简单的锣鼓经及板眼板式。开始我们试着照小人书编写小折子，有点经验后，就着手移植改编大戏，并逐渐学会了设计唱腔。坦白地说：都、来、咪、发、嗖、拉、西（1、2、3、4、5、6、7）我都认识（也会基本发音），一搬了家（挪位谱曲）我就不认识了，可我主演的剧目唱腔全部出自我口，都是由我自己设计的。这不仅要掌握一定的知识，还要熟悉剧本，吃透人物，摸清人物故事，在各时节（场次）的发展脉络和情绪，真正的深入到剧中，就能唱出不仅好听而且动人的唱腔。当然由于文化和乐理水平所限，我唱出来之后还需请乐队琴师润色整理和记谱成曲。但这毕竟为我多年来形成自己的演唱风格开创和铺垫了一条良好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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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千锤百炼 评坛造“生”
改唱评剧后，我一直牢记京剧师傅赵月笙的教诲，决心唱出自己的风格，闯出一条新路。学艺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京剧之所以长盛不衰，日益繁荣，除了它的博大精深，规范讲究之外，就是由于它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而且流派纷呈，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流派和代表剧目，而评剧则差距很大。
进入实验评剧团，我随团演出过不少剧目，如《秦香莲》、《凤还巢》、《打狗劝夫》等等，这些剧目大都是旦角领衔，小生只是陪衬，生行唱腔也非常简单俗气，一般都是二六板，四句上下翻，难怪有人说我们评剧是“低、平、软”、“小落子”。旧戏班讲：要吃饭“一窝旦”，解放了，人民的剧团还是“一窝旦”，除了几位巾帼光演佳人、小姐，那么古往今来的爱国志士、英雄豪杰、热血男儿又让谁去演呢？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以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发展方针和京剧、河北梆子等大剧种做比照后感到：评剧要繁荣发展，必须健全完善行当，切实提升小生、老生在评剧当中的地位，多编、多演生行戏，做到与旦角同度领衔，把众多惩恶扬善，催人奋进的生行形象表现给广大观众。怀着一个新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感，我勇敢地将这些想法向剧团领导做了具体汇报。当时的团长陈笑影、导演王乃平、鼓师王俊发听后非常高兴，很受启发，表扬我有头脑，有见解，并责成我和我丈夫许郁仁（当时的业务团长，地震亡故）先行一步，为我量身定做，编创移植生行剧本，设计新唱腔，并争取尽快上演。
我们首先移植了京剧《鸳鸯泪》，改评剧后叫《周仁献嫂》。许郁仁文化较高，国立高中毕业，改编剧本自然是以他为主。我是扫盲生，给他这个主笔当参谋并负责唱腔设计。我们经常下乡演出，白天排练晚上演，编剧本搞唱腔只能在夜间点灯熬战，那时候租老乡破旧的房子，又没有通电，条件艰苦，可想而知。记得有一天夜深了，我们仍在烛光下工作，忽然一阵风吹来，把插在酒瓶上的蜡烛吹倒了，因为需要高灯下亮，老许怎么也固定不住流淌变形的蜡烛，急得够呛。这时我灵机一动，到外屋找来一个洋火盒，三下两下卷了个圆桶，把捏小的一头插入瓶口，随即就把蜡烛牢牢固定在上边。高兴的许郁仁啧啧夸我聪明有创意。还记得当写到周仁被打一折时，老许说什么也想不出更好的词句，当时我按我个人对剧情的分析和对人物的理解，对老许说：“周仁亡妻救兄，反遭毒打，真是太冤了，这一折就应突出一个‘冤’字，好好让周仁发发牢骚和怨气。”老许听了我的话，深受启发，这才有了“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满面”这段催人泪下的经典大段唱段。
就这样，我的处女之作评剧《周仁献嫂》很快出笼了。在昌黎连演半个多月，受到城乡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以后经不断加工越演越好，以致在几年后进唐山剧场演出数天，就连礼拜一上午场都是满员。记得京剧名家徐荣奎风趣地对我说：自从你洪影进了唐山，我们京剧竟然演不过你们这“小落子”啦！
《周仁献嫂》移植成功后，我竟一发不可收了。紧接着，我们又移植改编了越剧和川剧本子《柳荫记》，也就是后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唱腔设计上，我吸收了越剧和曲艺的一些声腔板式，在念白上采取上口与半上口相结合的方法，在表演上，我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突出了梁山伯挚诚执著的生动表现。我永远不能忘记，1954年秋，我团应邀来到唐山位于小山的“天鹅”大戏院演出《梁祝》，当时同名电影越剧《梁祝》正在唐山各影院放映。当时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能够从越剧电影《梁祝》中学习人家的长处，担心的是恐怕我们的票房掉座。演出前几天，我怎么也按捺不住这种情绪，于是我就利用白天排练间隙偷偷跑到新华电影院观看电影《梁祝》，记得有两次还受到剧团领导的批评。我不顾这些，一心只想从电影中学到自己没有的东西。我被越剧名家范瑞娟饰演梁山伯的表演所打动，她那执著大方的神态，抑扬凄美的唱腔和潇洒飘逸的举手投足都使我深感自愧不如，但我不甘不如，随即边演边改，以后的演出真可谓东风送爽，愈演愈好，可能是演出过分投入的缘故，有几次演出结束谢幕后，演员们都已卸妆离开剧场，我却仍在后台坐着发呆，直到老许惊诧叫我回家，我才“哇”地哭出声来，边哭边说：梁山伯离开祝英台心里该有多难受啊！这种充满激情的演出我们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你猜怎么着，偏偏我们的演出一点也没掉座，竞创下了连演四十天、近百场（每天两到三场），场场爆满的历史上座纪录。故此，许多专家和行内人士把《梁祝》称之为我的开山之作和成名之作。
1958年春天，我们随着唐山专区行署的迁移正式进入唐山市，改为唐山专区评剧团。条件更好了，我们改革创新的热情更加高涨。截至60年代中期，我们先后编创、演出了我的独家戏《红龙传》以及代表剧目《刘伶醉酒》、《六国封相》、《御河桥》、《孙庞斗智》、《孙安动本》、《杨乃武与小白菜》、《牧羊圈》、《珍珠衫》等二十几出生行领衔的传统戏，并结合当时形势，先后演出了《台湾解放前夜》、《英雄列车》、《台湾来的女客》、《闹碾房》、《小二黑结婚》、《南方烈火》等现代戏。
由于我们的戏越唱越火，那时都叫“唱红火戏”。我们的戏不仅唱红了唐山，唱火了冀东，而且还唱遍了河北、华北、东北、山东等十几个省市，有几次到北戴河海滨演出，还受到郭沫若、程思远、林铁、贺炳章等领导人和著名演员金山、孙维士、赵子岳、张平的一致好评。
经过十几年的摔打磨砺，我初步形成了淳厚挺拔、刚柔相济、棱角鲜明、富于变化的演出风格，开始在评坛之林占有一席之地，使评剧“生行”崭露头角，焕发生机。我市著名戏曲评论家韩溪后来曾这样评价我：洪影是唐山评剧改革的领军人物，是她改变了“一窝旦”的窘况，填补了评剧的“半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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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植根故土 服务大众
我常想：是党和唐山的父老乡亲把我培养成一名受人尊敬和青睐的文艺工作者，我一定演好戏，回报党和家乡人民。
记得在我小有名气不久，先后有六次调离唐山的机会：一次是在北戴河演出，北京青年艺术剧院要调我进京；还一次是原国家煤炭部部长贺炳章看了我的戏后，提出调我到煤炭文工团；再有一次就是哈尔滨评剧院以600元高薪（高于当时工资十倍），带高级住房，要我赴东北定居；在七十年代末，河北省委组织部、文化厅及石家庄、沧州、丰南等评剧团也先后要我去担当主演和顾问。说实在的，我也曾动过心，可面对领导和同志们的挽留，想到唐山培养我的这片热土和父母亲朋，还有痴迷于我的广大观众，所以都被我一一婉言谢绝。我暗下决心，永远不离家乡，不弃故土，长期坚守战斗在这块评剧发源的风水宝地。
许多老同志都知道，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比较枯燥。所以党和政府号召我们：文艺必须面向工农兵，服务基层大众。那时，一年到头，我们有一半多的时间要深入工厂、农村演出，下乡演出更多。60年代前后的生活和演出条件十分艰苦，行要骑自行车、步撵或坐大马车，住要在普通民房，演要搭席棚土台。没有电，只能用气灯、马灯照明；没有胸麦音响，全台只用一个悬吊麦克；没有水源，全体演员用一个脸盆洗脸卸妆。我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从小就很能吃苦，用姐妹们的话说：洪影特别有硌头。每次下乡演出，我都走在前面干在前头，就连扛行李、搬戏箱、装台这些男同志干的话，我也抢着干。年轻时我患有严重的痛经病，赶上演出我总是打完止疼针就马上登台。夏日炎炎，汗流浃背，也要穿戴好戏装行头，一场戏下来，我要在后台换好几个水衣子（唱戏穿的内衣），换下的水衣子一拧哗哗流水。数九隆冬，寒风刺骨，为保证演出效果，我坚持只穿秋衣，经常冻的浑身打颤，手脚红肿。记得在后台候场时，我的“舞台夫妻”范金亭大姐一有功夫，就把我冻僵的手脚拽到她的怀里焐暖，至今回忆起这一幕都让我感动涕零。就这样，我们姐妹相扶相帮，从来没耽误过一场演出。
现在有一句时尚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些年，我们根据群众的要求，无论在剧场还是下乡，有时演单本或连本大戏，有时演折子专场。我自主演《梁祝》以后，开始与旦角同度领衔。但因我年纪较轻，资历尚浅，所以也时常上演冒戏（开场戏）。但我从不挑剔，也从不服气，演冒戏我也要一丝不苟地尽全力演好。记得大约在六十年代初，我主演的《刘伶醉酒》，开始一直是冒戏。为了演好这个戏，我与琴师高兴亚、鼓师王俊发顶着严寒毅然北上，先后到长春、哈尔滨寻访老艺人倪俊生及后人郭桂臣，向他们求教取经。回来历经八次改本，终于演出特色。虽是冒戏，但越演越好，上座率猛升（后成为经典之作）。以至于其他几个老主演的戏逐渐受到冷落，甚至没到大轴戏开场，观众就起堂离去。为扭转这种状况，几位老主演主动请示领导，要改变出演顺序。在同行姐妹的说服下，我从演冒戏，改演中场，又改演倒二，最后非让我演大轴不可。多年的演艺生涯使我体会到：要让广大观众认可，不靠天、不靠地，只能靠长本事添能耐，用真情的精彩表演来赢得人心，征服观众。
我还依稀记得，唐山小山和古冶唐家庄一带，有几个工厂单位，专门包场买我的戏票。还有一帮“老头队”，只要听说有洪影的“落子”，就天天排队买票，听说后来还出了个“三多”：一是排队买票的多，二是看戏时上厕所的多（可从台前走过看得清楚），三是受老婆气的多（有时买不上票，老婆生气）。记得去乐亭、滦南等县下乡演出，还多次发生了排队买票挤坏门窗、踩塌土炕的“三多”。更有不少叫人啼笑皆非的趣事。可能是我的演出水平不断提高，而且扮相比较帅气“唬人”，以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许多人不知我是女演员，反以为我是一个阳刚帅男。
记得在1959年春天，我团赴山东济南、青岛、烟台等地巡回演出，在青岛停留七天，演出十几场。不料时日尚短，“桃运”临门。一名叫陈玉芬的年轻女教师前三天演出场场必到，三天后竟将一封求爱信送到剧团领导手中，恳求领导做媒要与我谈朋友，并请我在次日午后到“栈桥相会”。这可难坏了剧团领导，我也不知所措。不理让姑娘伤心失望，去见又怕姑娘羞臊难堪。后经商量还是决定“赴约”。团长“媒人”在前，我紧跟在后，刚上栈桥只见一手拿杂志（暗号）的女青年与一女士（姐姐）早已等候在那里。“媒人”团长首先打了招呼，自报家门后便和女青年攀谈起来，而后慢慢道出我的“真相”"，开始姑娘还不信，接着我就到了跟前，当我摘下帽子露出发辫，姑娘又无地自容地要跑，后被大家拦住，在“媒人”团长和姑娘姐姐的共同搓和下，我们在桥上互拜了干姐妹，直到好多年。无独有偶，在沈阳、唐山、昌黎等地也多次演绎出“鹊桥相会”、“北站送别”、“刘台庄奇遇”等一个个生动的“爱情”故事……
我们付出了辛苦，做出了成绩，广大群众不会忘记和亏待我们。记得当时在冀东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宁可卖了大胆瓶，也要去看洪影范金亭。每当听到这句话，我都打心眼里感激我们唐山的老百姓给予我们的认可、信任和厚爱。为感恩回报，我们更加投入，更加拼命地为老百姓唱戏。有好长时间，每天演出两场还不能满足观众需求，我们就连轴转，加演至三场，甚至四场。还记得在柏各庄和喑牛淀演出，因我突发高烧不能演出，可票已售出，只好换人出演。群众听说后不答应，要集体退票，领导只好叫我在次日加演一场。整个演出结束离村之前，群众夹道相送，姐妹们和我哭抱一团，临走时鸡蛋、花生、红枣、点心等一个劲地往我车上扔。每每想起这个场面，都使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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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风云激荡 恩艺难忘
回顾那“史无前例”的岁月，真的是不堪回首。虽然它给我留下了诸如“戴牌子”、“铰头发”、“挨批斗”、“当劳改”的痛苦记忆，但辩证地看，它也从另一方面教育了我，磨炼了我，提升了我。单对演员来说，“文革”则是一场最长久、最特殊的“生活体验”。
在“四清”和“文革”时期，我先后到过位于柏各庄和邱庄的“五七”干校，到过丰润的任各庄和常庄，到过滦南的乐营，到过唐山市电影公司修配厂，还到过迁西的新庄子。我那时虽已三十多岁，但因常年练功演戏奔波劳碌和营养不良，导致我瘦弱多病，体重只有七、八十斤，为积极改造，达到“脱胎换骨”，我毅然承受了青壮年劳力的待遇。平邱（平整稻田）、挑水、插秧、锄草、掏粪、拉车、脱坯、拔麦子……我干了个全。不仅如此，记得在文革初期，我和高艳敏、范金亭，因被打成“黑帮”、“***”、和“反动艺术权威”而被关进工人医院“牛棚”，接受“造反派”长达半年之久的监督审察。白天淘厕所、倒煤堆，夜晚写交代材料，还得随时准备提审挨斗，面对着日复一日、无尽无休的政治打击、精神磨难、人格污辱和心灵摧残，我几度想到了“轻生”，我想过跳楼、投河、上吊，但都因看得紧未成。我曾绝过食却被以“畏罪自杀”罪名遭到连续的“燕飞”批斗。这时我的同行姐妹葛云华、吕惠娟等人勇敢地站了出来：她是唱戏的，对社会有贡献，不是***，不能这样折磨她！面对“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随着中央“十六条”（文革有关规定）的下发，我们侥幸解除了被管制的非人生活。出来之后，家人和同志们都暗地给我很多安慰和鼓励，我开始学得坚强起来，心想唐僧西天取经还有九九八十一难，我洪影有个十难八难的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那漫漫十年的艰难岁月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曾经同情、可怜和救助过我的好心人。在“五七”干校，张文浩、姜立川、方飞、贾锦章等老领导抢着帮我干活，并提醒鼓励我一定要顽强的活下去。当地的一位瓦匠李师傅教我在干校桥头修桥、帮我在桥邦上砌雕成我热盼的五角星。在丰润任各庄，刘珍大哥（队长）给我派轻活，让我帮他们排演小戏《红管家》。在常庄，妇女主任刘永兰和女青年裴树爱、裴宪俊让我用小桶挑水，抬水时把大半截扁担都给了我。“造反派”找茬批判我时，周瑞春大姐和其子岳维义仗义执言为我解围。在滦南乐营，队里分配我和高艳敏、范金亭去平坟，当看到未完全腐烂的尸头而受到惊吓，众位姐妹乡亲给我们压惊做伴。在迁西新庄子，由于我劳动表现好，又帮助救助过一位危重病人，当我离村时，大队干部因文化所限，竞在给我的鉴定中写到：洪影同志在我村“永垂不朽”。为此冯国安副市长（当时工作队秘书）还找他们做了“表现积极进步”的更正。回想起来，以上说的这些好人都是我的恩人。
在期盼雨过天晴、云开日出的日子里，作为演艺人和人民演员，我始终没有忘记评剧艺术。记得在电影公司修配厂“劳改”期间，我主动要求到一线倒头机上做冲压件工作，因为这道工序虽然紧张劳累，但却关系到全厂的产量和质量。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在倒头机上工作，声响较大，我可以把机器的轰鸣变成戏曲的节拍，并能小声吟唱复习评剧唱段。很快我成了全车间的生产能手，倒出来的零件既多又好，工人师傅都对我高看一眼，小张、小贾、老黄等许多工友姐妹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后来我还利用劳动间隙给评剧团设计出现代戏《盘石湾》的许多唱段。在各地“劳改”期间，不敢明目张胆哼唱传统戏，但在闲暇休息和夜晚睡不着时，我就坚持默背演过的戏文。另外我和丈夫王荣良（后病故）一有机会见面除了相互鼓励还经常互相考问戏曲知识，进行剧名和台词背诵比赛。有时在田间地头歇烟和领导不在场时，还来上几个“吊毛”和“抢背”或唱上几句“革命样板戏”。
我喜欢红梅迎风傲雪的气度，也喜欢青竹坚韧不拔的品格。正如郑板桥诗中所书：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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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拨乱反正 温故创新
悠悠岁月，转瞬十年，接着就是唐山大地震。人祸天灾，我们都坚强地熬了过来。震后的唐山百废待兴，经历风雨的评剧，又该如何崛起呢？也许是船小好调头吧，没等我们这些“黑帮”正式落实政策，唐山市评剧团还没有复员工作，乐亭、滦县、滦南、丰润、迁安、遵化、玉田等县评剧团便蠢蠢欲动。记得地震第二年，也就是1977年初，他们便纷纷来到唐山，请我们这些老主演去恢复排演传统戏。
我首先被“抢”到乐亭，参加传统戏《十五贯》的恢复演出。因为这是一出平反冤案的戏，非常符合我当时的心情。剧中主人翁况钟应属老生行当，因我有京剧老生底子，接受这个角色还算得心应手。《十五贯》是我们移植的川剧本子，因“文革”和地震，剧本曲谱已经残缺不全，旧的唱腔、板式也需加以改进。乐亭文化局和评剧团给我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在我采用新的板式设计唱腔的过程中，琴师高建民给了我很多帮助。凭着要尽快追回动乱造成损失的强烈愿望，仅用一个月时间，我就重新披挂上阵，恢复演出《十五贯》并一举成功。后经在灯光、布景等方面的改进，巡回演出越演越火，轰动了乐亭城和唐山市。许多同行说我演老生不亚于演小生，能够成功塑造《十五贯》况钟形象，是拓展评剧老生改革的一个新贡献。当时的县文化局局长葛新垦激动地说：洪影的演艺经“文革”荒而不废，重放异彩，又提升了一大步，现已深入人心，在评剧界可称为“洪派”了。我受到莫大鼓舞，决心再下苦功，潜心钻研业务，争取为评剧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不久，大概在1977年末，我和金亭姐又被先后“抢”到滦县评剧团。滦县是我的出生地，回归故里，报效江东父老是我多年的夙愿。初到滦县，县委书记刘兴远、赵中和团长李福祥就帮我在请示市领导之后正式平反落实了政策，并恢复了老六级演员待遇。“解放”后的激情使我干劲倍增，仅几个月的时间，我就恢复整理并排演了《红龙传》、《御河桥》、《张羽煮海》、《杨乃武与小白菜》等多出传统戏。大家都夸我宝刀不老，又焕发了青春。记得在排杨乃武“合监”一折中，为生动表现其见到小白菜那种悔恨交加的心情，我触发了灵感，把当年父亲看我吃光二斤面条后仰拍脑门的动作用了上去，加上飞子（张飞）身段，竟收到绝佳的效果。后来，中国评剧院院长胡沙观看此剧后肯定地说：我看过许多杨乃武，而真正的杨乃武却在唐山。在滦县一年多的时间，我不仅恢复演出了许多传统戏和现代戏，还将汪洁、石文明、张立征、甄继存等年轻演员收为入室弟子。与此同时我认真对我的代表剧目初步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
从剧目的主题上，《刘伶醉酒》要突出一个“狂”字，《周仁献嫂》突出一个“冤”字；《梁山伯与祝英台》突出一个“诚”字；《十五贯》突出一个“义”子；《红龙传》突出一个“假”字；《御河桥》突出一个“娇”字；《杨乃武与小白菜》突出一个“屈”字……在唱腔板式设计上，打破单一“二六”板的束缚，大胆采用“三眼一板”、“快慢板结合”、“反调”等新板式；在演唱中巧用“唇齿舌喉”，强调“喷吭闪俏”，注重“字真腔实”，唱出猴皮筋儿（张力：软硬劲）；在念白上，力求咬字真切，归韵到位；在表演上要全身心投入，力求刚柔相济，“附体”传神，演谁不仅像谁，而就是谁；在整个表演技巧上，必须逐步学会“心、口、手、眼、气、声、情”“七合”，反复练习，运用自如，达到声情并茂，才能成为敢唱、会唱、唱得好、唱得巧、唱得绝的优秀演员。
1979年春天，随着改革开放我又回到唐山市评剧团。接着我被选为第五、六届河北省政协委员，担任业务团长，退休时加入“民革”组织。1980年前后我又本着创新、选新、育新的需要，先后将杨继勉、王丹丹、陈立行、张俊玲、冯小敏、王田、王小平、李焕双、包连伟、孟淑敏、赵立华等弟子收于门下。同时我也特别重视行外票友，因为他们做着大量的宣传普及工作，所以我先期破例把高山、尹玲、张玉福等优秀票友也收为入室弟子。从而为今后的“洪派”艺术传承选备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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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演绎《进宫》 “洪派”自成



《五女拜寿》中饰演邹应龙
1985年，我已到退休年龄，可领导不准我退休，反调我去唐山市艺术学校任教。我知道领导的良苦用心，既照顾我年大不再登台，又可集中精力培育后生。在几年的教学中，我孜孜不倦、不厌其烦，唱、念、做、表、现身说法，尽可能把自己这点玩意传授给孩子们。非常欣慰的是，我以后教过的成百上千的学生中，相当一部分都已成为各地评剧院团的演出骨干和后备人才。
恕我直言，乍离开舞台，只教戏不演戏，心里可真不是滋味。好在我正式退休前，组织上又给了我两次演戏的机会，这也是令我终生不忘的两次演出。
一次是1987年春天，著名旦角演员“新派”传人刘淑琴来唐颁奖并演出，她慕名非要邀请我联袂演出评剧《御河桥》，几年没有过戏隐的我欣然答应。演出地点在“燕山影剧院”，要连演三天。记得那几日天公偏不作美，演出几天，大烟炮似的大风刮了几天，可这丝毫没有动摇唐山观众看戏的兴致，三场演出，场场座无虚席，观众喝彩不断，演出非常成功。散场之后，扮演“柯宝珠”的刘淑琴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跟我演过“宣登鳌”的演员不下十几位，可没有一位像洪影老师演的这样栩栩如生，浑身是戏。
另一次演出是在1987年底到1988年春，年近花甲的我荣幸地接受了著名作家赵栋（原文化局长）新编的四集评剧电视连续剧《李白进宫》的演出拍摄任务。如果说《周仁献嫂》是我的处女之作，《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的成名之作，那么《李白进宫》就是我的关门大作。我十分兴奋和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划、设计、排练和拍摄之中。这次演出我有幸请到“筱派”创始人筱俊亭同我联袂演出，“新派”传人刘淑琴为剧中杨贵妃配唱，承蒙著名导演崔大鹏、著名歌唱家姜嘉锵、著名作曲家韩溪、郑云亮、崔东坡、著名二胡演奏家张志刚和唐山电视台、唐山艺校、丰润、玉田评剧团、清东陵管理处等所有演职人员加盟合作。尽管当时的条件比较艰苦，困难很多，没有经验，但大家齐心协力，终于按时圆满完成了拍摄任务。
那是个杨花扑面、柳絮纷飞的季节，演出拍摄工作到了非常较劲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在曙光公园拍外景，因为风大絮毛多，有时睁不开眼，有时把帽后飘带吹到巾子（戏帽）上边。拍了几条之后，崔导叫好即令停机。因我感觉不好便要求看回放，在分镜头中发现飘带、柳絮和穿邦（背景混乱）问题，我立马急了，当着不少人把崔导数落一顿（平时我们关系很好），要求重拍，直到大家都满意为止。还有一次在东陵拍“离宫”一场，从我（李白）开唱“浮云滚滚遮天日”到“仰对苍天放悲声”，仅三分钟的演唱，竟移动了近百米的距离。当时机位少又没跑道，地面残砖裸露、凹凸不平，我依然放开表演，桥上桥下边跑边唱，摄像师王景玉只好扛着机子来回奔跑，叫苦不迭。当他终于拍完这一条，看到回放中我那矫健的步履、轩昂的表情、震撼的唱腔和飘逸的斗篷时，高兴地喊道：太棒了，洪影老师简直就是李白在世。如有跑道我会把您拍的更加完美。
这次拍摄演出，不仅在场景、服装、化妆、音乐、唱腔、设计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还创下了三项第一的纪录。一是全国第一部评剧电视连续剧；二是第一次使用没有武场（打击乐）的乐队；三是第一回采用京剧的宽板、汉调、拨子等声腔板式设计唱腔。如果还有一次纪录的话，就是廉洁奉公。整个演出拍摄期间，除在外景拍摄时用了几天免费工作餐外，没有收取和得到一分钱劳务费，当然大家都是一样的。
《李白进宫》在中央电视台和全国十几个省、市电视台播出后，反响很大。广大观众和专家一致赞扬这部电视戏曲连续剧：唱腔韵浓味美、回肠荡气、悠扬动听，表演潇洒大气、形同神似、超凡脱俗，全剧丝毫不露女人破绽，是一部独树一派、特色鲜明的优秀戏曲电视剧。拍完《李白进宫》数年之后，我又创了两个第一：一是作为评剧演员，我第一次反串、客串了电视故事连续剧《巧取城防图》，出演地下党女书记；二是作为戏剧教授，我第一个来到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教唱了“洪派”的五个经典唱段，《刘伶醉酒》、《梁祝》、《周仁献嫂》、《十五贯》、《红龙传》开始在全国戏迷票友中传唱。从此，在唐山在河北在全国评剧界，传扬“洪派”的呼声越来越高，越叫越响。我与大家共同打造的“洪派”，开始正式跻身于新中国评剧十一大流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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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老骥伏枥 唱晚桑榆
1988年完成《李白进宫》的演出拍摄任务后，我即光荣退休。依我的性格，退休在家肯定是待不住的，再者说，我的弟子和同行朋友们也不会让我闲着。
退休后的前几年，我经常被请到团里和艺校给徒弟和学生们说戏，有时她们也常来家求教。可以直说，我先后收了50多个入室弟子，教过没数的学生，但我下工夫最大的当属张俊玲。刚收她的头几年，我不仅教她学戏练功，就连生活小事，举止穿戴，我都管她。我常对她和学生们说：“学戏要先学做人，要德艺双馨”；“练功要坚持，学戏要刻苦，不要刻意模仿，像我者亡，超我者生”。俊玲非常听话，记得有几次戴甩发，练滚堂，竞练得头昏脑涨，呕吐不止。还有一次在家里客厅练跪蹉，我在前边示范，她在后面学练，直累得我们娘俩都爬不起来了。
张俊玲的开坯子戏是《杨乃武与小白菜》，如何塑造好杨乃武，我都毫无保留地口对口，手把手地教给她。她不仅很快学会了此剧，还先后学会了《御河桥》、《张羽煮海》、《刘伶醉酒》、《梁祝》等“洪派”代表剧目。为了在评剧节上取得好的成绩，我给她整唱腔、说身段，使她成功演出了由《红龙传》改编的《红龙泉》。第三届评剧节，我又主动为她在《六国封相》中“挎刀”配演“三叔”，不仅“扶上马”，还得“送一程”。俊玲没有让我失望，她在历届评剧节上连续获奖，2008年又喜获全国戏剧梅花奖，并连续两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今年8月她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成兆才》又荣获电视剧飞天二等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看着爱徒的成长进步，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和自豪。
记得在1990年前后的几年里，我还有一段走出去传承技艺的经历。当时廊坊大厂评剧歌舞团团长（兼副县长）赵德平非常看重我，把我和“花派”创始人花淑兰同时聘为他们的艺术顾问。在这期间我帮他们排演了两出新编现代戏《大门里的媳妇》和《借亲配》，参加了《红旗袍》剧本研讨，并把我的《刘伶醉酒》、《御河桥》教给了他们，同年我还收获了三个徒弟，他们是石学广、解延彩、张丽芳，这三个徒弟以后在各自的从艺道路上都做出了很大成绩。
不知不觉到了1999年秋冬之交。我忽然连续低烧，隐约感到非常不好。开始我还硬挺着，后来在领导、弟子和家人的一再劝说下，我才暂时放下教戏、排戏，到医院检查。十几天过去了，我患有多年的糖尿病、肾病、结肠炎、胆囊炎、颈椎病、关节炎相继被查出，就是查不出长期低烧的原因。直到换了三家大医院，才终于确诊，我患上了严重的“子宫痉癌”（中晚期）。听说之后真好像晴天霹雳，五雷轰顶，但很快我就平静下来。心想自己一生人间冷暖、苦辣酸甜都尝过了，活到70岁，演了万余场戏，经了三代观众，创了自己的流派，但总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大量的音像资料需要整理；几十年的从艺经验需要总结；剧团等着我去说戏；徒儿们等着我去点拨……我患重症的消息传开后，许多领导、同行、戏迷朋友们都来看我，鼓励我。好多不相识的观众也纷纷来到医院，他们拉着我的手深情的对我说：你是国宝，你不能走，你多活一天都是我们广大观众的福分！看着这些亲爱的观众我老泪纵横，我没有任何理由马上离开他们。市委副书记陈满，副市长张羽也在百忙之中专程来看望我，嘱咐我要坚决与病魔作斗争，并派人给我请来了全国最好的妇科专家，山东省医院的单家志教授。领导的关怀，人民的厚爱给了我战胜病魔的坚强信心和巨大力量，我决心战胜死神起死回生。经过精心准备，于1999年12月的一天，专家给我做了全部切除的大手术。在中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和无数亲朋好友的关怀照顾下，我坚强地渡过了危险期和放化疗关，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从开始检查到手术后住院疗养的两百多个日日夜夜，我无时不在牵挂着我的评剧和徒儿们。手术后，徒弟们常到医院看我，我除了跟她们拉拉家常，有时还憋不住给他们说戏。记得有一次俊玲来看我，我给她说新排的《红丝错》，说起前不久我为她改的唱腔，便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谁是你的爹，谁是你的父，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没等唱完，忽听“哇”地一声，俊玲扑到病床搂着我失声痛哭起来。
我无比感激我们的党和人民给了我第三次生命，我要把美好的夕阳余生全部奉献给我一生钟爱的评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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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竭力奉献 薪火相传
大病初愈，我又一次获得新生。出院后我暗下决心，无论今后发生什么，我都要不遗余力地为党和人民的评剧事业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2000年9月，我出院不到两个月，就毅然参加了第一届评剧艺术节。开幕式上，我红袍短发（放化疗致）与爱徒张俊玲激情同唱我的经典大作《刘伶醉酒》，全场轰动，欢声鼎沸，大家说我又创造了一个再生的奇迹。
接下来，我又主动请缨，来到市评剧团《红龙泉》剧组当顾问。在排练过程中，导演郭学文突然给我出了一个难题：为使第三场吴名的唱段更具表现力，前头加了一个“悔”字，要我给这个“悔”字设计唱腔。说实话，一字之腔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为了不被“抻练”（问倒），我冥思苦想，终于以散板形式设计出来。当我给他们唱到：悔……悔……悔……之后，郭导和演员们高兴得跳了起来，一齐伸出大拇指夸我：“一字腔”设计的太好了，这个老太太真是了不起！
说来戏缘巧合，在第二届评剧节期间，我还与一个十五年前擦肩而过的女学生不期而遇。她叫温晓琳，原来她和她丈夫赵砚铭特意来找我商量以我名义成立迁安洪影评剧艺术团（民营）之事。开始我不太理解，也怕弄不好坏了我的名声。后来我终被他们那种酷爱、奉献精神和圆梦情怀所打动。一晃七年多过去了，迁安洪影剧团在团长温晓琳、国家二级导演刘小芹（李忆兰弟子）和张维竹的带领、执导下，先后排演了30多出传统戏和现代戏，每年下乡演出平均超过400场，不仅弘扬了评剧，还先后解决了百余人的就业问题。在2004年9月第四届评剧节上，我们共同打造的新编历史“洪派”评剧《戚继光》，一举获得六个奖项。去年，国家文化部还给这个团奖励了一部“流动舞台演出车”。
洪影评剧艺术团唱火了，有人让我收取“冠名权”使用费。我不想这样做，因为她们也付出了很多，我常说：只要她们传承、振兴评剧，我老太太做点无偿奉献也是应该的。之后，为弘扬拓展洪派艺术，我又先后将专业演员刘爱华、刘连英、马奎芬、李朋念、郝春红、齐永安和“洪派”票友何洪生、李芯惠、刘文、杨玉芬、董国宏收于门内。
不知怎么着，我总想尽可能为评剧多做点事情，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曾热心帮助许多徒弟、同行及其亲属安置工作，调解矛盾，解除后顾之忧；我曾牵线搭桥、先后给北京、大厂和本市、县团输送多名学生和演员；我曾辗转跋涉，寻觅拜望失散多年的艺术姐妹范金亭、赵顺玲、秦丽云，与其再续评戏晚情；我曾不辞劳苦，风雨无阻，亲自给戏迷朋友送去“戏迷大世界”和剧场上演评剧的戏票；我曾多次深入龙东、河北、铁路、机场路、大里路、钓鱼台等街道社区，开滦、电厂等厂矿和登陆“宇扬”等评剧网站，和广大戏迷、网友进行面对面的演出、交流和宣传；我曾用我有限的积蓄，在大家帮助下，自费录制《洪影演唱专辑》，如有条件，我还将录制《续辑》，以此回报国家，传承后人如此等等，只要对发展评剧事业有益，再苦、再累、付出再多，我也心甘情愿！
记得2004年秋至2005年春，在录制《专辑》过程中，除了策划、撰稿、摄像和部分保障工作由高山、赵传贵、秦国彬（新天地影像摄制场）等人完成，其他事情我都要亲自过问并亲自去干，诸如借戏装、做道具、找场地等。一来自己放心，二来还可节省开支。录制期间，开发区的朱彦明书记、市评剧团的张书良团长及乐队、静园茶艺馆的李铁林总经理、三江源证券部的刘茂芳总经理，南湖、凤凰山公园的唐建文书记及方圆音像出版社、诚盛嘉文化有限公司等单位和领导，都给予了大力援助。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戏剧评论家息国玲还在录制和文字上给予了有益的指导。在搞完策划准备和前期录音之后，重头工作则是十五个经典唱段的配像拍摄工作。上百遍的反复演示动作，数十次的化妆卸妆、穿换戏装，连续十几天的奔波劳碌，对于当时我这个76岁的多病老朽来说，真是极其严峻的考验。因拍摄日程紧张，经常不能按时吃饭和就寝，为保证身体不出意外，我要在拍摄现场随时打针吃药。有几次因实在支撑不住，我索性趴在草地上，稍息片刻又扮上接着录。现场人员被我这种顽强的拼命精神所感染，都感动得哭了。我在不时地告诫自己，越是老了越要抓紧时间把党和人民给我的这点玩意儿留下，不能眼看着把它带到烟囱里。这样共历时半年多，《专辑》终于出笼，尽管制作档次不高（经费设备条件所限），但我总算有了自己原汁原味的《演唱专辑》。光盘出版发行后，许多同行和戏迷观众都纷纷向我表示敬意和祝贺。